郭建设是“红色中国”摄影主题的首创者。他曾担任《中国日报》“中央组”摄影记者，在他的镜头里，无论是各国政要还是新闻事件中的普通人，无不个性鲜明，形象生动。近20年，他专注于将平凡的人和事作为摄影焦点，尤擅长拍普通人生活的原生态，并记录那些有时代感的符号或物件，并透过照片传播爱与希望。21世纪初他的代表作《红色中国》出版，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次有人专从一种颜色来看待这个国家，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第13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评语

1992年，郭建设被授予“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称号。第1名至第10名获奖者分别是：刘占坤（中国青年报）、李前光（解放军报）、王文扬（中国专利报）、邱晓明（陕西宝鸡环境监测站）、郭建设（中国日报）、钱捍（大众日报）、刘开明（新民晚报）、梁达明（辽宁沈阳生生照相馆）、王建军（成都军区体工队）、姜振庆（辽宁省大连开发区保税区）。

我的父亲是军人。1977年，我也当了兵，成为第38军114师打字员。38军120万字的军史，有一部分就是我亲手敲出来的。

在38军，我遇到了王文澜，他那时是38军114师的摄影干事，拍摄过唐山大地震。有一天，我看到他背着相机照相，这勾起了我想搞摄影的愿望。恰好直属部队缺一名摄影员，于是我也背上了照相机。

在部队，拍摄有各种框框，基本都是组织拍摄、组织画面，基本都是摆拍，就跟演话剧一样，而我就是在拍“剧照”。这也跟那个时代报纸的要求有关，所有的拍摄都千篇一律。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感激在部队的时光，起码我学习到了拍照的技术。那时候都是胶片，相机都是不带测光的，都要靠技术，没有扎实的技术功底，很难完成拍摄。

王文澜是我的战友，又是我摄影的启蒙老师，在部队，我跟他一起拍照，共用同一个暗房。可是没多久，他就转业了，到筹建中的《中国日报》当摄影记者。我穿着军装跟他在《中国日报》拍了一年多，1981年，我正式复员，成为《中国日报》摄影部的一员。

1986. 北京.庆六一。

在《中国日报》的疯狂12年

在《中国日报》工作的12年，对我来说，是最疯狂的12年。那时，我没有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黑天白昼的概念，经常睡在办公室。那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12年，最有活力的时光。我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心就想把照片拍好，想在行业里做到最好。

在《中国日报》的特殊环境里，有成为最好的机会和条件，只要你努力。《中国日报》是中国唯一的英文日报，以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办报宗旨。报社很多编辑都是从各个对外宣传口抽调或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丰富办报经验的老记者、老编辑，办报眼光和视野都不一样，对图片的使用和要求与别的报纸大不相同，新闻图片一直以大尺寸、新视角以及鲜活的故事性占据国内新闻摄影的前沿，让人耳目一新。总编辑冯锡良要求摄影记者大胆创新，去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不仅如此，对我们创新的照片，报社领导还敢于担责任，敢于拍板定案。

那时，王文澜是摄影部的头儿。对摄影记者的要求就是拍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瞬间，拍出真实反映普通人生活的照片，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大的、自由的拍照空间，大家每天都想拍出新的、与众不同的照片。他是有想法的摄影记者，他的照片有故事，有深度，值得仔细揣摩。在摄影部，我们每次拍照片回来，王文澜都要对图片进行点评，我们会相互交流拍片的想法，一张片子为什么拍，怎么拍才能够最直接的表现新闻事件。那时我就养成一个拍摄习惯，每一张图片尽力做到画面不剪裁，取景框就是裁剪框。

987. 北京.故宫午门前一家人。

1987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以《起点》为题的个展，意为“一个摄影记者的起点”。那年我28岁。以往，举办展览似乎是功成名就者的专利，我那时年轻气盛，在《中国日报》也干出了一定的成绩，获了不少奖，于是也想办个个展给自己一个鼓励。征求了几个老朋友的意见，他们很支持，邓维认为这是“为新闻摄影改革做尝试性展示，有意义。”王文澜也非常支持。于是，在《中国日报》、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支持下，展览办成了。开幕当晚，《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报道，新华社也发了新闻稿，各大媒体及地方媒体纷纷做了专题报道，在摄影届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年展出的照片，全部带着胶片齿孔，即表示图片为原底放大，不加剪裁。每幅作品下面还附着一串拍摄过程的底片打的小样。这一串串小样，是我拍摄时的不同瞬间，也是我对事件现场的原始记录。

在那之后，我去美国伯克利大学办了一场展览，之后到底特律新闻学院讲学一年之久。那时，新闻学院有意让我留在美国发展，条件优厚，我也有过犹豫，但关键时候，王文澜来信劝归，认为摄影师还是要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我非常认同，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中国日报》。1992年，我被授予“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称号。

1984.北京.国庆节。

1993年，我离开《中国日报》，下海了。人的一生应该多尝试不同的工作，尤其是摄影人，人生经历越丰富越好。这些年，我体验了很多行业的工作，唯一没有放下的是摄影，仍然坚持拍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在国内外办过展览，出版过几本摄影专著，《红色中国》是有代表性的一本图文书。

无论是拍照理念还是后期保存整理，王文澜对我的影响都是终身的，到现在仍受益匪浅。他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每次拍完照片，冲出胶卷以后，他都会把每个胶卷印成小样，然后装入底片袋，再写上拍摄时间、地点、内容，分类存放。这一整套流程，做起来枯燥、乏味，但非常受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图片数量剧增，这套流程越发显得必不可少。

我也养成了这个后期保存整理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偶有遗漏，但大部分都有整理。否则今天我恐怕也是资料一大堆，却理不出头绪。

我和王文澜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从部队到《中国日报》，到后来下海后仍有很多摄影问题跟他切磋、请教。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十年的朋友，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十年啊。

1992. 陕西. 米脂社火滑旱船。

我就喜欢预见和等待，等着所预见的那个瞬间出现

我认为新闻摄影的功能是记录历史。记录就要真实，真实就要自然，自然就要原生态。我喜欢拍普通人生活的原生态，而不愿意干涉被摄者，一旦我被发现，我恐怕就不拍了。人的自然状态对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

我那个年代的摄影记者，很少有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摄影就是大家的爱好，后来成了职业。改革开放后，我们都受到西方摄影的影响。在提倡抓拍，不干预新闻主体这一点上，我敬佩布列松。

在潜移默化中，我可能也受到布列松的影响。但是我没有刻意去等待所谓的“决定性瞬间”。我对社会的变迁有自己的视角，对摄影的功能也有自己的理解。我不惊扰被拍对象，我喜欢预见和等待。我预估某个瞬间将要发生，并耐心等待那个瞬间出现。那是一个忘我的瞬间，也是真正的生活。那一瞬间，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我，而我自己也是忘我的状态。

当然，我首先要发现有记录价值的场景，之后才是预见和等待。有时候太强调画面精致，反而容易错过一些有意义的瞬间。我用相机取景框，尽可能留下今后可读的、有念想的东西，尽可能做到，每一张照片，不管过多少年，都有可读的故事和信息，都有值得回忆的内容。我喜欢在我的照片中记录那些有时代感的符号、印记、标识和物件，这些元素可以让我的照片拥有更多的留存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史家情怀”，这只是一个新闻摄影人的本份。

改革开放对摄影人来说是一个机遇，十年前拍的照片今天就已经是老照片了，可见中国的发展之快，改革脚步之大。很庆幸，我能用相机记录这四十年。

1982年，北京，骑自行车下班的纺织厂女工。曾经，国企意味着 “铁饭碗”。很多大型国企几乎具备一切社会功能，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应有尽有。那是一个国企职工无忧无虑的年代，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人们似乎世代都不用担心失业。

1983年，北京长安街，下班高峰时期的自行车流。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自行车是人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北京满大街都是自行车。

1984年秋，北京，迎接新学期开学的小学生。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教育，不收学费。义务教育制度成为中国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

1984年，北京西单菜市场，等待新鲜蔬菜上市。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有四大国营菜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朝内菜市场和崇文门菜市场，西单菜市场居首，曾日接待顾客5万人次，是全国十大菜市场之一，1997年开始拆迁，原址上建起君太百货商场。

1986年春节，北京东四街头，一个军人手中捧着塑料花在等待意中人。1980年，当电影《庐山恋》中出现女主人公亲吻男主人公面颊的镜头时，据说电影院里的观众们都鸦雀无声。这“惊天一吻”被视为冲破了“新中国不拍吻戏”的禁区。从此，人们对于恋爱终于不再羞羞答答，街上手拉手的情侣也逐渐多了起来。

1985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小轿车、自行车、儿童车各行其道。

1986年，身披绿色军大衣的年轻人在北京街头跳舞。在满街“蓝灰绿”的六七十年代，绿军装、解放帽和军用挎包是最受年轻人青睐的装扮。改革开放后，城市里兴起蛤蟆镜、牛仔裤、喇叭裤。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军大衣回潮，再次成为时尚青年心中不可替代的时尚之物。这股军大衣风刮了近十年，直到90年代初期。

1985年，北京街头出没的流动小商贩，正向行人兜售“蛤蟆镜”。